6月14—15日，第五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青年论坛在辽宁大连举行。与会学者认为，当下古文字研究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为传承中华文脉、助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出土文献材料反映出的中国早期历史文明，实证了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表示，对出土文献的发掘与研究，有利于推动中华文明发展，服务文化强国建设。随着大量古文字资料的出土，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两个结合”理论指导下，当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契合时代需求，发展前景广阔。
近年来，包括“JUZI汉语”在内的融媒词典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与认可。其借助数字技术整合文字、图像、声音等模态，致力于打破传统词典界限，内容涵盖字词基本信息、文化背景、词义辨析等，并通过关联语汇和多义词引申规律助力学习者深入理解。鲁东大学原副校长亢世勇提出“语象合治”理论，主张融合语言与图像符号，利用AI技术生成典型图像信息，以提升词典的自足性和准确性，打造沉浸式学习环境，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语言学习效率。
班簋铭文是西周中期的重要材料，对人物及其关系的研究是班簋铭文研究中的重点。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何景成表示，在班簋人物关系研究中，对铭文“遣?鄢令曰”之“遣?鄢”的理解，是一个难点。近年来，研究者引入“用字习惯”这一视角，认为“遣?鄢”应该是人名。但若将“遣?鄢”看作人名，在铭文理解中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而将“遣?鄢”看作动词的传统说法相对恰当，这也反映出“用字习惯”在西周语料分析中存在局限性。
对甲骨刻辞省略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卜辞的结构和性质。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李发认为，可以把甲骨文中的省略分为显性省略和隐性省略。显性省略停留在言语层面，通过甲乙两条刻辞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即可判定；隐性省略处于占卜文化现象层面，应将某一语言现象置于整个殷墟占卜系统。而后需要从甲骨所用的材质，占卜、契刻的文化现象，语言本身的言语交际三个角度考察甲骨刻辞中省略产生的原因。甲骨文中还存在一些构形和读音已经确定但构形本义或记词功能尚不明确的字，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孟蓬生对其中“六”“亢”“爲”“敢”四个字进行了考释。
正确阐释秦汉文献中的“方位词+陈+某物”结构，有助于丰富研究者对上古汉语语法的认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赵岩认为，这一结构中“陈”义为陈列而非旧，方位词的位置上如果是相反的两个方位词连用，则表明某物沿着相反的两个方位陈列，即强调所向。方位词的位置上如果是一个单独的方位词，则表明某物在该方位陈列，即强调所在。在该结构中，方位词的数量调节了所向与所在的表达，这在传世上古汉语材料中基本未见。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振玉认为，金文动词为理解动词本义提供了关键证据，许多动词在传世文献中罕见或未见。同时，金文揭示了动词的引申路径，如“以”从持拿引申为携带、传达、使用，进而虚化为介词和连词。此外，金文动词展示了词汇的历时发展，如“赐”从赐予引申为被赐予和祈求，体现了词汇的反向引申现象。对金文动词的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古代汉语词汇的起源和演变规律，还对汉语词汇学、语义学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会议由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大连市甲骨文研究与应用中心联合主办。
